解剖课——医学发展背面的金钱交易、犯罪和道德沦丧

|作者：北京协和医院 邵池|

2019年度最受欢迎台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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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特尔普教授的解剖课

《特尔普教授的解剖课》，伦勃朗，1632，荷兰海牙莫里茨皇家美术馆

我们用一幅在艺术史和医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的名画作为2019年艺术医学台历的封面。1632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外科医师行会按照惯例要为他们最出色的行业领袖绘制一幅画像。而一些因缘际会，他们选择了一位年仅26岁，刚刚来阿姆斯特丹发展的年轻画师来完成这个委托。这幅作品令这位名叫伦勃朗的画师名利双收：他不仅藉此确立了在阿姆斯特丹艺术圈的地位，而且画中的每一位人物都付给他不菲的酬金，作为中心人物的特尔普医生（Nicolas Tulp）至少付给他双倍的酬金。

我曾经在讲座中给大家介绍过这幅画中出现的解剖知识错误。而今天我们要谈这幅画更为隐秘的一面：解剖课背后的商业利益，以及因而出现的犯罪、凶杀的黑暗史。

壹|维萨里的生财之道

一张1800年宾州大学医学院解剖课门票

我们还是要从现代解剖学的开创者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说起。解剖学是临床医学的基础学科。现代医学的开端标志之一，就是1543年维萨里出版了他的不朽名著《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而在维萨里之前，欧洲各大医学院所教授的解剖知识，都是来自于古罗马医学家盖伦（Claudius Galenus , 129 - 199AD）的著作。盖伦的解剖学著作存在大量的错误，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一成不变地传承下来。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天主教会不允许解剖尸体。

当然，历史上醉心于医学研究，甘冒禁令偷偷解剖尸体的学者从来没有断绝过，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他至少解剖了30具尸体，并留下了丰富的手稿。由于过于出名，以至于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特意对他颁布封杀令，禁止其再解剖尸体。

达芬奇的解剖手稿之一

然而，宗教终究不能阻挡科学发展的脚步，从文艺复兴早期开始，欧洲各地开始逐步解禁解剖尸体，允许医学院使用死刑犯尸体进行解剖教学和研究。随着解剖实践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盖伦的教科书充满谬误亟待修整。在这样的背景下，维萨里最后成为了那个横空出世、名垂青史的“The One”，并非毫无原因。

1537年，年仅23岁的维萨里成为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外科和解剖学教授。这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开创性地把解剖学课放在演出戏剧的圆形剧场里进行，并且面向社会公开售票，所有人只要买票就能进来听课。每张票价相当于现在100-200元人民币。据记录，最多时有超过四百名观众涌进剧场来观看他的解剖课。维萨里因此收入颇丰。

实际上，他的开山巨著《人体的构造》的封面，正是他在剧场讲课的场景。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听众的组成形形色色非常复杂。当时对解剖学感兴趣的人，包括医学生和医生、对医学感兴趣的贵族、从事绘画的艺术家以及喜欢猎奇的普通市民甚至包括想从中发掘灵感和素材的小丑。

维萨里开创的这种公开解剖课模式，由于利润可观，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像戏剧、音乐表演一样的社会性活动。并很快发展成熟为一种“官医勾结”的商业模式。每年的死刑犯有限，市政厅拥有死刑犯尸体的所有权，也就是控制着尸体的分配权，自然很希望在其中分一杯羹。像在上图中的特尔普教授，他本人就是市政委员会的一员，自然有获得尸体的优先权；而作为回报，他解剖课的相当一部分收入要上交给市政厅所有。从而达到了“双赢”。

极具商业头脑的维萨里的点子绝不仅限于此。开放解剖课模式成功后，他很快找到在当时意大利地区名头最响亮的画室——艺术巨匠提香的工作室，与他协商出版一本充满精美插图的解剖学书。从盖伦时代以来，医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是文字为主的。他的这一想法在当时非常的前卫大胆。种种迹象表明，提香派遣他的学生卡尔卡（Jan van Calcar）的团队来完成这一工作。最终卡尔卡团队为维萨里画了超过250幅插图，最终成就了《人体的构造》一书的不朽地位。这书一出即获大卖，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而维萨里也因此红遍欧洲。

当时欧洲的绘画行业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商业模式。成名的画家普遍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收纳学生、雇佣学徒为自己作画。这些学生/学徒熟悉画家的画风，能够独立或者分工完成完全具备画家风格的画作。这样对于一般的创作委托，基本上都由他们来完成；就算是较高级的委托，也可以是在学生/学徒完成后，由画家本人修改润色，再签上自己的大名就可以了。

贰|盗尸者

朋友，念基督，且把情留；

莫掘此处内藏之尘朽。

保此石墓者必蒙天佑，

盗我尸骨者必受咒诅。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墓志铭。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十七世纪，现代科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代。医学院的规模日益扩大，对尸体的需求更是日益高涨。尸体在医学院中的用途不仅限于解剖教学，医学家需要使用尸体的各种器官进行医学实验；外科医生需要用尸体来锻炼手术技巧。如此庞大的需求，使得每年数十具死刑犯的尸体根本是杯水车薪。

以英国为例，文献资料表明，在1826年，英国的医学生一共解剖了592具尸体（若加上用于医学实验的肯定会更多）。然而，同一时期的1831年，一整年却只有52例死刑犯人。即便如此，由于民间的某些基于尸体的迷信，经常会出现在刑场上普通百姓和医生哄抢尸体的乱象，导致尸体的紧缺更加雪上加霜。

那么这中间存在的巨大缺口是如何被填补的呢？这里就要提到一个应运而生的灰色行业：盗尸行为（Body-snatching）。

从事这一行业的人自称盗尸者（Resurrectionist），一般都是社会底层的工人。他们有自己成熟的生意链条。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二百多年间，可以说每一个有名的医学家或外科医生都有自己联系盗尸者的固定渠道。比如被誉为“现代外科手术之父”的约翰·亨特（John Hunter，1728—1793）就是需求大户。

一具尸体的价格因地域、年代以及尸体的稀有程度会有较大差别，实际上就算在同一时期市场的价格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身处盗尸行为最为猖獗年代的外科名医阿斯特利·库柏（Astley Cooper，1768-1841，库柏氏悬韧带）在1828年曾说他平均买一具尸体需要花8个畿尼，但是不同的尸体会花2-14个畿尼不等的价格（1畿尼约折合1000-2000元人民币）。这显然是个利润不菲的行业。

另一方面，盗尸者这个群体随着时代的推移也越来越专业。他们有专业的掘墓工具，到后来完全不是野蛮的开挖，而是通过打盗洞，以外人毫不察觉的方式盗取尸体。剑桥大学考古系的发掘成果显示，他们甚至针对不同的医生分门别类地盗取尸体的相应部分，比如一根上肢，或一个头颅；但是——作为职业道德——他们大多数人不会取走陪葬的财物，这和盗墓贼有本质区别。

由于回报率高，这个行业在不断壮大。在十九世纪初的伦敦，就有约200人参与其中。他们组成不同的帮派，划分地盘；甚至到后来联合操纵市场价格。1816年，伦敦著名的圣托马斯医院，由于不满对口帮派将尸体最低价格提升到2畿尼，转而向个体盗尸者购买尸体，导致帮派冲进解剖室，毁坏尸体，并逼迫学校签订新合同。

有鉴于此，部分医生甚至亲自去盗尸，这样也可以更好地保证尸体的质量。比如右图这张1777年的漫画，显示的就是我们敬爱的约翰·亨特医生亲自去盗尸不幸被守墓人发现被迫抛下尸体落荒而逃的故事。

这种医生亲自参与盗尸的情况在美国更为普遍。性格自由大胆的美国人组建了多个秘密盗尸的医生社团。比如创立了哈佛医学院的医学巨擘约翰·华伦医生（John Warren， 1753-1815）就秘密组织了一个叫“勇敢者”（Spunkers）的解剖社团，自己或命令仆从去挖尸体来解剖。

在十七世纪，盗尸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为何在本节开始的时候，大家看到莎士比亚会这样写自己的墓志铭。普通贫穷人家对此实际上无能为力。有钱人和贵族则可以通过修建私人的教堂和墓园，雇佣更多的守墓人，再不济也可以给自己的坟墓加一个铁栅栏。这种情况在盗尸极度猖獗的苏格兰爱丁堡地区（由于著名的爱丁堡医学院的存在和苏格兰人的习性）尤为突出。

叁|猎尸者和尸体交易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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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上述的情况已经足够黑暗和道德败坏，那你就错了。须知在金钱面前，人类的道德从来是没有下限的。当历史行进到十九世纪初，尸体的短缺情况日益加重，而盗掘尸体的运营成本日益增高，就有人开始打起活人的主意来。解剖杀手（Anatomy murder）或叫猎尸者，指的就是那些杀死活人来为医学院提供尸体的人。这种目标的转移就如同现今移植器官短缺便有人开始猎取活体器官一样发生得如此自然，仿佛这就是人类的天性。

在所有的猎尸者中，有一对杀手尤为著名。这就是威廉·博克和威廉·黑尔（Burke and Hare）。在1828年，这两个爱尔兰人在爱丁堡谋杀了超过16人（很可能达到30人），并将这些尸体以7-10英镑（约相当于现在7000-10,000元人民币）一具的价格卖给了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诺克斯教授。这一案件在当时的社会影响非常之大，以至于从此后英语中将这种猎尸行为称为“Bu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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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案件以及后续的一些猎尸案件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令医学界和社会的一些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呼吁政府立法对抗这种恶行。到1832年，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解剖法案”（Anatomy Act of 1832），承认了捐赠尸体用于医学用途的合法性，允许死在基础护理机构的穷人尸体直接转运给医学院解剖。这一法案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尸体的供给问题，因而很快使尸体交易的市场萎缩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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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如何公正地评价十七到十九世纪非法尸体交易对医学发展的作用

要对这一事件作出清醒和客观的评价其实并不难。只要注意不要落入唯科学论者的逻辑陷阱之中即可。唯科学论者会辩称，虽然非法尸体交易牺牲了少数人，但是它极大地推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从而间接挽救了更多人的生命。这种说法罔顾非法尸体交易对当时社会、家庭的极大冲击，对人类文明和道德准则的践踏，但确实存在一定的欺骗性。

剑桥大学的路易斯·威尔斯博士有个比方能够很形象地评价这一事件，她认为盗尸行为对医学的影响，就如同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盗尸虽然短期内给医学发展带来了某种便利或促进作用，但是旷日持久并且愈演愈烈的盗尸行为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人文缺失和道德沦丧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对医学本身的伤害作用都远甚于它对医学带来的积极作用。不难想象，没有人文道德约束的医学科学，会将人类文明引入怎样的歧路之中。

邵池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北京协和医院艺术教研组副组长

多年来潜心研究如何通过艺术教学来增进医学生和医生的临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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